我爱看刘毅的作品，特别是他的碑刻，独特的艺术灵感和艺术手法赋予了作品以灵性，刘毅天性敦厚，待人至诚，平时少言讷语，然奥妙曲直慧心有怀，他不仅是江南颇有名气的水墨“四君子“画家，同时也是一位声名埒云碑刻高手。
今天的艺术成就与其少时的经历是分不开的。刘毅1962年出生于浙江湖州，那是个山清水秀、文化底蕴深厚的地方。他讲起少年时期在念小学时，每次路过莲花庄，总爱抚摸那些石碑。在这座漫长而辉煌的碑刻艺术长廊里，展示赵孟頫、吴昌硕溢彩流光、永恒之美的碑林。他看到的是个很久的世界，那时他为那个世界激动过、感慨过，但对那个世界是模糊的，觉得隔着很远的距离，他只能看着那些石碑，无法接近，哪怕一寸的距离。尽管他与石碑很近，一种迫切的渴望，一种隐约的回忆，伴随他二十多年间游历全国种地，足迹遍及大江南北、名川大山。他在游历过程中不断拜师访贤，先后拜画家夏仲清先生、美院李卫民老师、90年拜苏州金石家张寒月先生，并得到过张大渊、亚明、吴蓬等书画名家的指点帮助。多年来，饱览沃看，参禅习画，抚碑读帖。同时，得到本焕、茗山、明学、妙善、清定、真禅、本空等佛门高僧指点。他早期师五代时期贯休《十六应真像》，旁及《兰亭》、《丧乱》，凡有名无名之帖、有考无考之碑，他都潜心搜剔，在他看来，碑刻文化在中国孕育发展的最完善，并达到了登峰造及高度。他是一种自然与文化结合为最为直观的形式，它升华了物质，使本来毫无生气的石头有了灵气，它又物华了精神，把人们对自然纪录产生的历史美感带进了永恒境界。碑刻艺术几乎涵括了整个中国书法史，煌煌展示了中国艺术衍变。
八十年代末期，刘毅应苏州灵岩寺主持明学大师之邀，历时三个多月为该寺完成了《四十八愿文》碑刻作品，期间他通过不断揣摩，加上对博大精深佛学有着深刻的怀悟，其行刀沉着稳健、笔刀内容、笔意全从篆隶“过化”而出，简淡质朴，点化流动，古意盎然，并具行书之意态，其结字之奇更为独到。如胎字左低右高，非一般碑刻家所为，流字则左长右短，左正而右斜，正斜长短巧妙构体，且结字宽博，中空紧凑，而四体开张，结字则有意避免均衡秀研。以奇崛的恣态来营造朴拙的气氛，至于整体章法，更是率意自然，仔细品味，大约有何绍基的苍秀、赵之谦的峻爽、沈曾植的生拙，皆有所撷取。然而在把握运用过程中又能融合变化为自己的技巧，从不为一隅所固，他篆刻印章、碑文行刀自然取胜富于变化，作品静穆秀逸。
九十年代，作为本焕高僧的大弟子，刘毅在深圳弘法寺，历时三年多将本焕大和尚所抄写的血经，及古绘“十六罗汉”像镌刻于碑，在临写揣摩过程中，天赋的韧性和执着的使然，使他在平淡无华的日子里，有了许多闻所未闻的美妙体验。刀工、石味、笔墨神韵，前贤幽思，都在他的劳作中鲜活地被创造着，并由此迸发出灵感火花，凿刀在没有思想禁锢的自由王国游弋，石屑在飞舞着、携带着思想的解悟。
知识既是我们认识世界、获取自由的绳网，也是控制我们、奴役我们的权柄。在我认识众多的艺术家之中，刘毅不仅凭着对碑刻倾注了生命之爱，而且能身心保持一种虚静空明。在艺术创作中发现生命的价值与本真，消除尘俗对于思想的禁锢，脱去身负的重荷，还原心灵澈明之境。刘毅颇悟佛家思想微旨与中国文化精神相渗，禅学强调自性即佛，“一切万法，不离自性”，通过悟禅，消除偶像崇拜和一切束缚个性正常发挥的心理屏障。然而在刘毅创作的《十八罗汉》绝俗超群，其形像夸张变形，大异常人。《鲁迅书法集》中曰：“惟汉人石刻深沉雄大，唐人线画流动如生。”刘毅将汉人石刻、唐人线画互渗，称为石刻线画。凭着二十多年来他对历代碑学审美主张的认同与体验，其用刀平实沉劲，在稳重中追求凝重、迟涩的效果。他在碑刻中能度材审势，构思严谨，不尚纤取悦于人。其篆刻风格上继丁敬、黄易劲健流美，下取赵之谦刀笔浑融。九七年为香港佛教界刻《金钢经》浮雕佛像；九八年为画家亚明刻《山水物碑传》；二00一年为沈鹏、刘炳森先生刻碑、刻书画作品；二00五年为香港佛学居士林碑刻近代高僧弘一法师师绘《罗汉图》二十幅。多年来刘毅的碑刻作品均受到国内外众多藏家所青睐。在这条充满艰辛而又寂寞的艺术之道，他决意要用石刻线画来作为一项历史传承意义上的艺术还原来做。如果艺术只是人类知识的其中之一，那么在我看来，刘毅试图用人类全部知识来作艺术，在今天我们的艺术正在自动地坠落为商品制造，艺术在金钱标准诱惑下正在快速地自己丧失着真正的自由。
碑刻是上天与刘毅的默契，是一个少时的隐约回忆，伴随他几十年来所积累的思考，有了那些颠来倒去的折腾，酸甜苦辣的经历后，今天他终于找到了走向那条神秘之境的通途。在这片心中自有天地宽的王国里，刘毅对碑刻赋予了生命之爱。艺术是一部不断创意的历史，其中可以看出创意贯穿了历史始终，因此就艺术而言，刘毅在自己的石刻线画艺术创意推动了历史的前行，其石刻线画能出入秦碑汉简，熔铸古今，从而让我们感悟了碑刻艺术的精神魅力。
